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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05章陈委员的过年三件套（第2页）

AI的第一位真人对话者，是内蒙古阿拉善那位牧民妇女。她对着麦克风磕磕巴巴地说：“我想……我想学……历史。”

AI温柔回应：“我们可以从您小时候的故事开始讲起，每个人的历史，都值得被记住。”

那一刻，技术不再是冰冷的代码，而成了倾听的耳朵。

然而，正当一切看似步入正轨时，一场更大的危机悄然逼近。

六月中旬，某权威媒体刊发评论文章《警惕“民间教育自治”背后的意识形态风险》，文中虽未点名，但多处影射“某些平台以普惠之名行松散管理之实，放任非专业人员传播未经筛选的知识内容，可能造成价值观偏差”。文章引发广泛转载，舆论风向一夜逆转。

有家长投诉平台上有志愿者讲解“女性独立”话题，认为“不适合未成年人”；

有地方教育部门要求学校不得推荐学生使用外部学习资源；

更有一位退休干部在接受采访时直言：“教育怎么能交给老百姓自己搞？那还要国家干什么？”

压力如山压来。数家合作企业暂缓投放广告，两位核心讲师因“家庭原因”退出，甚至连办公室所在的园区物业也开始询问：“你们是不是涉及敏感业务？”

那晚，陈着独自留在公司，翻阅着平台上百万条学习记录。他看到一个安徽留守儿童连续三年每天打卡朗读课文，只为等外出打工的母亲回家时能听她读一篇作文；看到一个东北下岗工人通过学习电工课程，如今已在小区里义务帮邻居修电器；看到一个新疆小伙用平台上学到的普通话考取导游证，带着外国游客介绍家乡美景……

这些真实的生命轨迹，怎会是“风险”？

他打开直播，没有预告，没有标题，只是静静地坐在镜头前，身后挂着那幅中国地图，星星点点，遍布城乡。

“各位，”他说，“我知道最近很多人在问：我们到底是谁？我们要做什么？”

他停顿片刻，声音轻了下来：“我们不是对抗体制的人，也不是想取代学校的组织。我们只是相信，一个人想读书，不该被拦在门外；一个母亲想认字，不该被丈夫砸掉平板；一个孩子想上学，不该因为住在山里就被放弃。”

“有人说我们制造混乱。可什么是秩序？是所有人都按同一个模子长大吗？还是允许有人慢一点、偏一点、弯一点，但仍能走到光里？”

“如果我们连‘我想学’这句话都要审查，那我们配谈什么现代化？”

直播持续了两个小时，全程无删减上传。第二天，数十所高校师生自发组织线上观影会，将其作为“公民社会与公共教育”课程案例讨论；三位院士联名致信主管部门，呼吁理性看待民间教育创新；更有超过十万用户在同一时间打开平台，集体打卡学习，形成一场无声的声援。

一周后，中央网信办相关负责人在例行发布会上表态：支持社会各界依法依规开展数字化终身学习探索，强调“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本身就包含对知识的渴求”，并指出“引导比禁止更重要，服务比管控更有效”。

风暴退去，留下更深的思考。

陈着开始推动一项新计划??“共学入编”。不是让平台被收编，而是主动将成熟课程体系、师资培训标准、技术架构无偿捐赠给各地社区学院、老年大学、职教中心，帮助它们搭建本地化数字学习系统。他称之为：“把火种还给土地。”

湖南浏阳的一位乡镇干部在试点会上感慨：“以前我们总想着怎么管住老百姓，现在才发现，他们早就走在前面了。”

秋天来临时，平台用户突破一千五百万。而在西部多个省份，由村民自主运营的“共学小屋”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它们有的建在废弃校舍，有的设在村委会活动室，甚至还有建在流动图书车上的。每个小屋都配有太阳能电源、卫星网络接收器和一批预装课程的平板电脑，完全由当地人轮流管理。

四川大凉山的一个彝族少年成了当地最年轻的“共学管理员”。他在日记里写道：“以前我觉得山外的世界和我没关系。现在我知道，只要我能连上网，我就和整个中国在一起。”

年终总结会上，团队播放了一段内部短片。镜头扫过全国各地的共学现场：东北雪原上，一群老人围着火炉学用微信视频拜年；海南渔港边，渔民们在归航后聚在一起听海洋法规课；深圳城中村的出租屋里，外来工夫妻一边哄孩子睡觉，一边低声背诵积分落户政策条款……

片尾，是热依汗老太太又一次来到村口卫生院。这次，她不仅自己填好了表格，还主动帮另一位维吾尔族大妈翻译医嘱。医生笑着说：“您现在是我们这儿的‘编外导诊员’了。”

她咧嘴一笑，皱纹里盛满阳光：“我不是编外，我是正式学员。”

会议室里响起掌声，有人悄悄抹泪。

陈着站起身，只说了一句话：“明年，我们要让每一个想学的人都能找到入口，不管他住在哪儿，多大年纪，有没有文化，有没有人支持。”

散会后，他独自走上天台。夜空清澈，星河浩瀚。他掏出手机，打开平台首页，看着那句始终未变的标语：

**“你想学会的，从来都不是知识本身。”**

风吹过耳畔，仿佛千万人的低语汇成一句话：

“我还想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