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五,李野很忙。
忙着应付一个又一个上门央求解决家属工作的同事。
这些同事都是去年从西南来到京城工作的,家属基本上都没调过来,全都处于两地分居状态。
按理说有些人确实是符合条件解决。。。
天刚亮,李桂芬就起了身,锅碗瓢盆叮当响。我迷迷糊糊睁开眼,闻到一股米粥的清香,还有咸菜炒肉末的油香。屋子里暖烘烘的,昨夜的疲惫被这烟火气一点点熨平。
“小满,起来吃早饭。”她掀开帘子探头进来,“吃完得赶紧,厂里八点点名,迟到要扣工分。”
我应了一声,赶紧穿衣下床。衣服是昨晚睡前叠好的,压在枕头底下,还带着体温。洗了把脸,对着墙上那面斑驳的镜子梳头,手指穿过发丝时微微打结??这还是第一次没听见母亲一边唠叨一边帮我梳辫子。
桌上摆着两碟小菜:一碟榨菜丝拌香油,一碟煎蛋切成细条。李桂芬见我坐下,又端来一碗热腾腾的手擀面,上面卧着个荷包蛋。“多吃点,工厂干活耗力气。”她说得自然,像极了阿婆家的灶台边那些年复一年的叮嘱。
我低头吃着,喉咙有些发紧。这一碗面,不只是填饱肚子,更是一份陌生人的温柔接住了我这个漂泊一夜的灵魂。
七点零五分,我们出门。清晨的广州已有几分闷热,空气黏在皮肤上,像裹了一层湿布。巷子窄而曲折,墙根处长着青苔,晾衣绳横七竖八地牵过头顶,挂着花花绿绿的衣服和床单。几个老头坐在竹椅上喝早茶,收音机里放着粤剧咿咿呀呀。
“这边住的大多是厂里的老职工。”李桂芬边走边说,“你要是以后搬出来住,也得在这片找房子,便宜些。”
我点头记下,心里却明白,眼下连第一个月工资都还没影儿,谈何租房?
纺织厂大门不高,铁皮门锈迹斑斑,门口挂着一块木牌:**荔湾区第二棉纺厂**。门卫是个戴草帽的老头,叼着烟斗,眼皮都不抬一下,只朝我们摆摆手就放行了。
进了厂区,眼前豁然开阔。几排红砖厂房并列排开,烟囱冒着白烟,机器的轰鸣声从里面传出来,震得脚底板都在颤。水泥路两边种着矮矮的夹竹桃,花开得正艳,粉红一片,可香气却被机油味盖了过去。
“这是车间。”李桂芬指着最大的一栋房子,“你分在细纱组,组长姓王,脾气急但心不坏,听她的话就行。”
我跟着她穿过走廊,脚下踩着厚厚的棉絮,软绵绵的,像是走在云里。车间内部比我想象中还要嘈杂,上百台纺纱机同时运转,发出尖锐而持续的嗡鸣。女工们戴着白色口罩和帽子,双手飞快地穿梭在纱线之间,动作熟练得如同织网的蜘蛛。
空气中飘浮着细小的棉絮,阳光从高窗斜射进来,照出无数微尘翻飞,宛如金粉舞动。我站在门口,一时竟有些恍惚??这就是我要开始新生活的地方?
王组长五十出头,身材瘦削,说话带着浓重本地口音。听完李桂芬介绍后,她上下打量我一番,皱眉:“瘦巴巴的,能干几天?”
“我能吃苦。”我挺直腰背,“您让我试试。”
她哼了一声,转身从柜子里取出一套蓝色工装、一条白围裙、一双胶底鞋。“换上,先跟老员工学一天。明天正式排班。”
我接过衣服,指尖触到布料粗糙的纹理,忽然觉得踏实下来。这不是梦,我已经站在这里,穿上了属于这座城市的制服。
更衣室在角落一间小屋里,墙壁泛黄,镜子裂成蛛网状。我脱下带来的粗布衣裳,换上崭新的工装。衣服偏大,袖口垂到手背,裤脚也拖在地上,可穿上它的那一刻,我仿佛变了个人??不再是那个被父亲吼着“别认我这个爹”的女儿,也不是躲在母亲怀里哭鼻子的小女孩,而是林小满,一个靠自己双手吃饭的女人。
第一天下工,我几乎瘫在地上。
整整八小时站在机器前,眼睛盯着断头的纱线,手要迅速接上,脚还得踩踏板控制节奏。稍一走神,就会被组长骂:“呆头鹅!你想让机器停吗?”耳朵被噪音磨得生疼,脑袋嗡嗡作响,回到宿舍时连话都不想说。
李桂芬给我煮了碗姜汤,逼我喝下去。“头三天最难熬,”她说,“过了这关,身体就适应了。”
夜里,我又拿出母亲的照片看了许久。背面那句“愿我女如风,自由无羁”,在昏黄灯下显得格外清晰。我轻轻抚摸着字迹,心想:妈,我现在像不像风?虽然还没飞起来,可至少,我不再困在原地了。
第二天清晨六点,闹钟还没响,我就醒了。浑身酸痛,手臂像灌了铅,可我还是爬了起来。洗脸时看着镜中的自己,眼窝发黑,嘴唇干裂,可眼神却是亮的。
我知道,我在成长。
第三天,我终于能独立操作一台机器,失误率降到班组平均线以下。王组长路过时看了我一眼,没说话,但从她嘴角那一闪而过的弧度,我知道??她认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