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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里海的秘密（第2页）

随着苏联的解体以及外国资本的介入，旧有的管线格局已经不能满足要求，于是围绕里海油气资源的新管线方案随即出炉：一是由哈萨克斯坦的田吉兹油田到俄罗斯的新罗西斯克，借助苏联时代的前期建设，这条管线很快就得到了落实。

第二套方案，由哈萨克斯坦输送至伊朗。这条管道在各种方案当中距离最短，而且在石油和天然气输送到伊朗后，伊朗境内有现成的管道和配套设施，因此不需要二次投入，伊朗对这一方案相当积极，但美国却一直在千方百计阻挠，其显然不能容许伊朗掌握里海石油资源的大动脉。

美国人真正看中的是“巴—第—杰方案”，即由阿塞拜疆的巴库起始（哈萨克斯坦的石油则由阿克套港出发经里海运往巴库），经过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然后抵达土耳其港口城市杰伊汗，石油及天然气将在这里装船，直接进入地中海。

从美国人的角度考虑，无论是格鲁吉亚还是土耳其，都和美国保持着同盟关系，如果“巴—第—杰”方案成为里海石油输出的主要途径，那将意味着整个里海石油资源全部掌握在美国资本手中。美国借此又可以进一步控制中亚地区的政治形势，还可以影响西欧和东亚国家的石油进口。[14]

为了尽快达到在里海的石油战略目标，美国开始对车臣的分裂势力予以援助——一旦车臣陷入混乱，原本经过这里的传统输油管道必将瘫痪，如此一来，就可以促成里海沿岸国家接受“巴—第—杰”石油管线方案。

除此以外，美国在车臣制造混乱，更大的目标则是希望借此使得整个俄罗斯彻底巴尔干化。[15]如果俄罗斯进一步分裂并且区域混乱，那么从地缘上讲也就意味着欧亚大陆的中心地带碎片化，如此一来，东亚与西欧之间再想建立起稳固的陆路交通线将变得异常困难。而借助强大的海军力量，全球海上交通线基本都掌握在美国手里，这种局面之下，美国的全球霸权将会变得难以撼动。

出于这两个目的，在苏联解体之前，美国就已经开始向俄罗斯的车臣分裂势力提供资金、情报、培训，以及舆论上的全方位支持。

除美国之外，沙特阿拉伯对于车臣问题也是如此。由于同为主要石油出口国的关系，沙特始终把苏联和俄罗斯当作竞争对手，最初在阿富汗战争中支持反苏武装，其重要目的就在于破坏苏联在高加索、里海地区的石油生产。车臣非法武装的资金很大一部分便来自沙特阿拉伯；车臣战争中，非法武装的成员除了车臣本地的叛军外，还有大量从中东涌入的“圣战者”，这些人同样是由沙特在提供资金支持。

此外，大量来自原苏联加盟共和国的雇佣兵在金钱的驱使下也秘密潜入车臣。这些雇佣兵多来自原苏联红军，普遍具备很高的军事素养，且心狠手辣，在战争当中给俄军造成了非常严重的伤亡。在反映车臣战争的俄罗斯电影《炼狱》中，射杀多名俄军的立陶宛女狙击手，就是对这段历史的真实还原。

除了在车臣战场上的对抗之外，大量所谓的“NGO（非政府组织）”在车臣问题上也异常活跃，其中最著名的是由布热津斯基[16]牵头组建的“车臣和平委员会”，该组织曾为俄罗斯通缉的非法武装头目阿克马多夫提供了庇护。不仅如此，大批非法武装分子在逃离车臣之后，也都得到了这些组织庇护。而极具讽刺意味的是，正是当初在美国得到庇护的车臣恐怖分子，于2013年4月15日在波士顿的马拉松比赛上制造了“9·11”之后美国最严重的恐怖袭击——恐怖分子在比赛终点处引爆了炸弹，共计造成3人死亡，180多人受伤。

第一次车臣战争

第一次车臣战争爆发于1994年。这场战争历时一年时间，最终以车臣维持事实独立而告终。说白了，刚刚取得独立的俄罗斯在这次战争中失败了。在前面的文字中我们提到了车臣战争的外因——有大量的国外势力插手其中。但是客观而言，俄罗斯在车臣的战败，根本原因依旧是出在自身上。

不客气地讲，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俄罗斯高层完全处于一种思维混乱的状态：在西方国家动用大笔资金、人力支持车臣分裂势力的时候，俄罗斯在联合国的外交人员却正忙着同西方国家一道，在同自己八竿子打不着的所谓“西藏人权问题”上谴责中国——而从地缘战略角度来说，中国正是俄罗斯最该合作的国家。这种让人匪夷所思的事情并非偶然，当时俄罗斯在各类外交场合常常是无原则地一边倒站在西方国家一边。

当时，俄罗斯上层对于西方国家几乎到了迷信的地步，这导致俄国做出了一系列“自废武功”的举动。西方七国曾经承诺过，在苏联解体之后会对俄罗斯进行经济援助，而最后俄罗斯拿到的所谓“援助”不过200亿美元，连七国集团承诺数字的三分之一都没达到。可即便是这点钱，俄罗斯实际上也没有自行支配权：无法用它来购买食品、药品或是解决冬季取暖问题；按照协定，这笔钱只能在西方国家的监控之下用于军工企业的转产和核武器的拆解，也就是说这笔援助的唯一价值在于——在自废武功时俄罗斯不用自掏腰包。

车臣问题同样是这种混乱的产物。在苏联解体之前，苏共高层的“民主派”就已经给车臣地区埋下了大量隐患。由于车臣关系到里海沿岸地区的能源安全和西南地缘安全，无论是沙俄时代还是苏联时代，牢牢抓住车臣都是俄罗斯的基本国家战略。可在苏联解体前夕，为了尽可能多地获得地方势力的支持，以叶利钦为代表的激进“民主派”不惜对分离势力予以支持。1990年8月，刚刚当选俄联邦的最高苏维埃主席叶利钦来到俄联邦下属的鞑靼斯坦自治共和国视察，期间叶利钦公开声称：鞑靼斯坦应该“尽可能地争取独立”，“地方能吃下多少主权，就拿走多少主权”。叶利钦之所以如此说，除了为获得地方势力的支持外，也是为了借助地方分裂势力之手破坏戈尔巴乔夫为缔结新的联盟条约所做出的努力。

最初车臣的分裂势力还处于小打小闹的状态，如果当时苏联的强力机关能够及时介入的话，局势尚不至于发展到无可挽回的地步。可当时以克格勃为代表的苏联强力机关却一直处于无所作为的状态。无论是戈尔巴乔夫所属的传统文官集团，还是叶利钦为代表的激进民主派，对于克格勃都报以了刻意打压的态度。[17]就是这个缘故，造成了强力机关面对车臣分裂势力时出现了“猫怕老鼠”的问题——他们担心一旦动手了，高层官员和“街头政治家”就会给自己安上一个破坏民主的罪名。结果，在车臣分离运动愈演愈烈的时候，克格勃、内务部等部门纷纷选择了睁一眼闭一眼的做法。

苏联解体后，叶利钦为了迅速稳固自己的地位，让这种对分裂倾向进行妥协的政策继续延续了下去。叶利钦嘴上一直说“要维护俄对车臣的主权和原则”，可在实际操作中却是一退再退：车臣非法武装的头目杜达耶夫自封为车臣总统[18]，俄联邦政府不声不响地承认了；最初车臣银行的账户是被冻结的，可没过多长时间联邦政府却又下令解除了冻结，这就导致非法武装可以源源不断地从境外获得资金；紧接着，车臣共和国又获得了向自己公民发放护照的权力。

不仅如此，1992年5月25日杜达耶夫与俄联邦代表斯特罗戈夫中将签署了《关于撤军车臣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财产分配条约》，之后俄联邦军队开始撤出车臣，车臣由此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独立王国。时任俄国防部长的格拉乔夫在5月28日向北高加索军区司令员下达命令：准许从173号军区军火库库存中转交给车臣共和国以下作战技术、武器、财产和物质材料备件，其数量为：作战技术和武器——50%；弹药——2个战斗基数；工程炸药——1%～2%；汽车技术和特殊技术设备、财产和物质材料备件在当地按剩余的价值计算。但事实上由于当时俄军管理处于极度混乱的状态，致使95%的装备都留在了车臣。这其中包括大约130辆坦克，其中包括一批当时刚刚研发出来的T-80坦克，265架作战飞机，甚至还有数套“蜘蛛”弹道导弹发生系统，射程500公里，以及一个苏联遗留的化学武器仓库。凭借这些武器装备，车臣武装最终扩充到了2万人。

苏联高层的这种肆意妄为最终导致车臣地区的混乱局面一发不可收拾。原本车臣族就有大量游牧民族的文化特征：民风彪悍，崇拜强者，不事生产，崇尚血亲复仇，在社会生活中首先强调以血缘为基础的氏族，国家认同感相对不足。在彻底“放手不管”后，车臣地区的经济运行很快就陷入停滞，到1991年车臣人的失业率已经达到30%，同期苏联其他地区还仅是个位数，而车臣族的人口出生率还非常高，这就进一步加剧了底层民众的贫困化——这正是极端主义滋生的最佳温床。

在1992年车臣事实独立之后，其社会形态一下子倒退了数百年：原有的法律体系完全崩溃，取而代之的是伊斯兰教法，宗教和民族冲突导致大量非车臣族居民只能选择逃离家园。以氏族为基础的社会结构使得这里派系林立，在比北京市面积稍大的车臣区域内，很可能一不留神走到别人的地盘就惹来杀身之祸。由于经济崩溃，违法犯罪活动竟然成了这里主要的经济来源：伪造汇款单、以半官方性质造假币、盗窃石油产品、抢劫过往列车以及劫持人质，勒索赎金，这些竟是车臣资金的主要来源，在一些地区甚至还存在奴隶贸易。

从1992年开始的三年里，车臣始终没有安宁过，当地的犯罪活动和派系间的武装冲突不断波及周边的共和国，俄联邦政府只能利用当地的派系矛盾，通过支持当地亲联邦政府的派别来制衡杜达耶夫。在这个“榜样”的带动下，其他地区的分离倾向也开始加剧，人们开始担心，如此发展下去高加索地区会变成第二个“阿富汗”。1994年11月25日，车臣武装与当地的俄联邦政府的武装派别在格罗兹尼爆发激战，造成500多人伤亡，车臣还俘虏了20多名俄军士兵，这使得车臣同俄联邦政府的对抗完全公开化。至此，车臣问题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叶利钦宣称，要在车臣恢复“法律和秩序”。

然而直到出兵前的最后一刻，俄罗斯高层的混乱依然在持续着。1994年11月29日，叶利钦总统发布命令，要求车臣各个派系在48小时内停火，否则中央政府将“采取断然措施”。但期限过后，莫斯科却没有任何动作，这种拖泥带水的行事风格反倒助长了杜达耶夫的士气。而俄军上层，11名将军正在忙着联名致函国家杜马，要求讨论出兵车臣的“合法性问题”——在战斗开始前，他们连决心问题都没能解决好。

俄罗斯高层显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苏联时代的强大国力让他们在思维中维持着不切实际的幻想，在他们看来，以杜达耶夫为首的武装分子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他们最初的计划是在一周之内平定车臣。国防部长格拉乔夫更是自信地说：“只需一个空降营，几天就能把格鲁兹尼拿下来。”在当时，没有谁意识到，此时的俄军和苏联红军早已不是一个概念。

在苏联解体之后，国际油价依然维持在低位，加上大规模私有化税收严重不足，导致俄国家财政异常困难。俄军因此一直经费不足，这使得部队装备老化、缺乏保养，士兵训练方面严重不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甚至连团一级的军事演习都没有搞过；对比苏联时代，军人的社会地位一落千丈，为了保证兵员数量俄军不得不招收大量“问题青年”入伍；苏联时代的政委被取消后，部队思想出现混乱，新兵在入伍之后遭受老兵的虐待成了家常便饭，由此导致的致伤致死案件时常见诸报端；军官阶层贪污腐败成风，倒卖军需物资的事情时有发生，只要出得起价钱，甚至连现役的装甲车都可以卖给你，基层部队甚至出现由于伙食经费被克扣导致士兵营养不良的事件，更有甚者，一些军官把手下的士兵当免费劳动力，“出租”给商人……一句话，当时这支军队的战斗力已经处于整个俄国历史上的最低谷。

1994年12月11日，俄军兵分三路，冒冒失失地开进了车臣山区。参与作战的部队分别属于俄军、内务部以及边防军，在行动开始前各个部门几乎没有进行过协同演练，60%的参战部队是在开进途中才临时组编的，计划中的装甲车辆五分之一在攻击发起前没有到位，后勤保障也严重不足；负责联合作战集团指挥的北高加索军区司令部尚未完全转入战时工作体制，没有预先拟制作战方案，即便后来使用的战役计划也是在小范围内临时制定的。

而俄军所面对的车臣武装，也绝非什么乌合之众。车臣武装分子的骨干多是苏联红军时期的老兵，不少人参与过阿富汗战争，来自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雇佣兵更是红军时期的“老油条”。以单兵军事素养而言，那些缺乏训练的俄军士兵在这些人面前只能算“菜鸟”而已。如果真论继承红军的遗产，反倒可能是车臣方面继承得更多。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俄联邦政府却一直纠结于“政治正确”的问题：为了维护自己在西方媒体面前的“国际形象”，政府向前线部队下令，不许对车臣境内的电视台和广播电台进行攻击，而理由竟然是担心被“国际社会”批评压制“舆论自由”，结果在战争期间车臣武装利用电视台一遍又一遍地播放“告车臣人民书”，动员当地民众打“圣战”，所以车臣当地人几乎人手一枪，甚至直接以广播形式向武装分子发布作战指令，而前线部队对此只能干瞪眼。

这场如闹剧一般的车臣战争一直持续到1996年底，期间有上千俄军官兵以及2万平民在战争中丧生[19]，俄罗斯国内对于这场战争批评不断，一度导致莫斯科出现政治危机。唯一为俄罗斯保住一点颜面的是，俄空军炸死了杜达耶夫[20]，但车臣并未因此安定下来，由于针对进驻俄军的恐怖袭击事件层出不穷，莫斯科不得不向杜达耶夫的继任者扬达尔比耶夫抛出橄榄枝，在1996年5月27日，扬达尔比耶夫在莫斯科同叶利钦以及时任总理的切尔诺梅尔金举行了和谈，并签署了和平协议，之后不久俄军开始再度撤离车臣，一切与1994年开战前没有任何区别。

第二次车臣战争

第二次车臣战争爆发于1999年，对俄罗斯而言，这场战争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物——由此为起点，俄罗斯开始重新找回了自己的尊严。

1991年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从一个曾经的超级大国沦为了这颗星球上的“三等公民”。这不止反映在经济上的百业凋敝，原本军事力量与浓厚的尚武传统曾是苏联最让人畏惧的地方，然而第一次车臣战争却使得这个国家沦为了别人的笑柄。1996年俄军完全撤离车臣后，局势仅仅是暂时得以缓和。叶利钦政府此前不断妥协的态度并没有换来“任何和平”，相反却大大刺激了各方的胃口：车臣分裂武装所要的不单是车臣共和国的事实独立，他们的最终目标是把邻近车臣的达吉斯坦共和国一道从俄罗斯分裂出来，最终在高加索地区建立一个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国家；而对美国来说，第一次车臣战争使其赢得了里海石油争夺战的第一回合，但是仍然需要保持车臣的混乱状态，以巩固自己的战果。更何况，促使俄罗斯巴尔干化始终是美国的主要目标，如果能再一次通过车臣冲突让世人看到莫斯科的虚弱，那么势必会强化其他共和国的离心倾向，从而加剧俄罗斯的内耗。此外，当时美国正在力推将乌克兰、格鲁吉亚等苏联加盟共和国加入北约，这些国家普遍的态度都是既跃跃欲试，又对俄罗斯有所忌惮。如果车臣最终能顺利取得完全独立，无疑等于给这些国家吃下一粒“定心丸”。

最终，这颗不定时炸弹在1998年炸响了。1998年的5月，“量子”、“老虎”等国际对冲基金开始一起发力做空卢布，最终酿成里了“8·17卢布危机”。一夜之间卢布的汇率从官方规定的6。2：1到9。5：1这个浮动价直接下跌到20。825：1。克里姆林宫从1994年开始所做的所有反膨胀的努力全部化为泡影。因为当时币值不稳，进口税提高，导致俄罗斯再次出现日用品短缺，市场物价开始暴涨。很快政府也遭遇了财政危机，连总参谋部的高级军官都无法按时领到工资。

如西方国家所预计的那样，在莫斯科再次遭遇危机之后，好几个共和国提出了独立的要求。而车臣也如历史的常态那样，再一次活跃起来——这就是“趁你病，要你命”。

1999年8月7日，车臣非法武装头目巴萨耶夫和哈塔卜，带着一支400人的武装从车臣境内出发，攻占了达吉斯坦共和国。历史在这里似乎是刻意安排了这样一个巧合：在车臣武装对达吉斯坦发动进攻的两天之后，俄罗斯政府迎来了一位新总理——普京。

在那段时期，俄罗斯总理可能是这个国家最难做的一份工作。在普京之前，因为俄罗斯的经济改革一败再败，几年之内已经换了六任共五名总理。其中1998年“8·17危机”开始，一年之内就换了三任，最短的是切尔诺梅尔金，只当了20天；最长的普利马科夫做了8个月。当时俄国的老百姓对政府已经毫无信任，加之此前普京行事低调，媒体关注度不高，所以最初人们并不怎么看好这个时年不过47岁的前克格勃官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