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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千四百三十八章（第2页）

这显然是舆论压力下的回应，但无论如何，这是突破。

与此同时，多家主流媒体跟进报道，《南方周末》推出封面专题《被辐射的记忆》，新华社客户端上线“寻找三?七人”互动平台，允许公众上传亲人照片与回忆片段。一夜之间，“三?七厂”成了全民搜索热词。

下午两点，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妇人来到王乐天工作室楼下。她拄着拐杖，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衫，手里紧紧攥着一个牛皮纸袋。

前台小李想拦她，她说：“我找王老师，我是陈秀英，我男人老杨……死在三?七厂。”

王乐天闻讯下楼，将她请进会议室。老人颤抖着手打开纸袋，取出一张黑白合影：一对年轻夫妻站在厂房前，笑容灿烂。男人戴着安全帽，胸前别着“先进生产者”徽章。

“他叫杨建国，1968年进厂，K-5车间操作工。那时候说‘为国奉献无上光荣’，我们都信了。”老人声音沙哑，“他在厂里干了十八年，回家时头发掉光，晚上咳得睡不着。我去求厂领导给个说法，他们说‘没有证据表明是工伤’。后来他死了，火化那天，骨灰都是黑的。”

她说着，从怀里掏出一张泛黄的诊断书复印件：“这是他在省人民医院最后的病历，上面写着‘疑似放射性损伤’。可盖章的时候，变成了‘病因不明’。”

王乐天接过文件，指尖微微发抖。他知道，这张纸背后，是一个家庭半生的屈辱与不甘。

“您想做什么？”他轻声问。

“我想让他进烈士名录。”老人直视着他，眼里有泪，更有火，“我不求赔偿，不求道歉。我就想让我孙子知道，他爷爷不是病死的，他是为国家死的！”

王乐天起身，深深鞠了一躬：“我会帮您。我们所有人都会帮您。”

老人走后，他立刻联系律师朋友，组建“三?七厂受害者权益法律援助团”，并在微博发起联署行动：《请还三?七厂工人一个名分》。短短六小时，签名超百万。

第七十三天，林晚出院。

她靠在轮椅上，脸色仍有些苍白，但眼神清明。见到王乐天的第一句话是：“你又惹事了？”

他笑：“不是惹事，是把该做的事做完。”

她看着他，忽然说：“你知道吗？昨晚我做了个梦。梦见我爸穿着军装站在我床边，他说谢谢你记得他。”

王乐天怔住。他知道她说的是岳父??一位曾在西南边陲参与地下核试验基地建设的老兵，三年前因肝癌去世，临终前只留下一句：“别让孩子们重蹈覆辙。”

他握住她的手：“我会一直记着。”

当晚，他更新“遗声计划”第十一则故事：《父亲的勋章藏在X光片里》。讲述一位老兵女儿如何通过父亲遗物中的一叠体检报告，拼凑出他曾长期暴露于高辐射环境的事实。文章末尾，她写道：“他从不说苦，也不邀功。直到我翻开他床底那只铁盒，看见里面整整齐齐码着三十张胸透片，每一张都显示肺部阴影逐年扩大。那一刻我才明白，有些勋章，是刻在骨头上的。”

这篇推文被人民日报官方微博转载，配文：“致敬那些沉默的脊梁。”

第七十四天，教育部联合应急管理部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在全国中小学推行“生命记忆教育”课程试点，内容涵盖战争遗留物安全、工业史人文关怀、重大工程背后的普通人等模块。教材编写组特别邀请王乐天担任顾问。

同日，体育总局青少司正式通知：小满将作为特邀嘉宾，在全国青少年田径公开赛开幕式上发言，并接受“奔跑少年”公益形象大使聘书。

王乐天把消息告诉小月时，小姑娘兴奋地跳起来：“我要去看姐姐拿话筒！”

他笑着点头，心里却清楚，这一切并非偶然。每一次进步，都是无数微弱声音汇聚后的回响。

第七十五天，清明。

他带着小月和林晚驱车前往北京西郊一处无名烈士陵园。这里埋葬着许多身份不明或未列入正式名录的建设者、科研人员与基层工作者。墓碑上大多只刻着“某某项目参与者”“某工程牺牲同志”之类模糊字样。

他们在一块写着“献身国防科技事业”的集体碑前停下，摆上鲜花。

小月仰头问：“爸爸，这些人也是你的博物馆里的吗？”

“是的。”他蹲下身，抚摸她的脸颊，“他们是最大的那一间展厅。”

林晚轻轻靠在他肩上，低声说：“以后每年清明，我们都来。”

他点头。风吹过松林，发出低沉的呜咽，像是无数人在轻声诉说。

回到家中，他打开电脑，收到一封来自贵州的快递签收提醒。打开一看，是一位修筑川藏公路牺牲工人的妹妹寄来的遗物：一本残缺的日记本，几枚生锈的钢钉，还有一张褪色的照片??一群年轻人站在悬崖边，笑容灿烂，背后是正在开凿的山路。

她在附信中写道：

>“哥哥叫刘志远，1958年参加筑路队，第二年被落石砸中，当场身亡。

>家里穷，连棺材都没买，就地埋了。

>妈妈哭瞎了一只眼，临死前还在喊他的名字。

>现在我老了，怕这些东西跟着我一起没了，所以寄给你。

>请你替我告诉他：家里人都好，路也通了，汽车能直接开到村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