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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7章 重回沪市（第2页）

这150万美金中，有100万是一开始攒的（出售六座商业大厦、租金、来沪前的航运分红、运输队回笼）；而后面的50万美金，有一部分是在1942年长江地产出售了部分租赁物业，以及长江地产的租金。

所以，他是真没有从工厂里将利润拿走，而是全部捐给基金会，以及照顾职工。

若是他卖掉制厂和酒精厂，手里就有250万的美元和黄金、大洋，这些准备带到香港去。

其它方面：

出售重庆新丰纺织厂及沪市一厂的地皮，所得资金用于重建沪市新丰二厂；

重庆维他奶工厂，直接准备搬迁至沪市；

重庆航运资产，卖掉的资金，用于迁厂和上千名员工及家属的回迁费用；

重庆平安银行的资金和重庆平安银行大厦，则用于重庆香港和沪市的平安银行

相比较新安制厂、酒精厂的让人垂涎，新丰纺织厂的出售，却遭遇压价。

由于1942年11月开始，国民政府实行纱布管制政策，五大纱厂深受束缚，1943年至1945年与1942年比较，虽然锭子设备在增长，但产量却在减少，最后出现大落之势：1945年产纱35433件，1943年产纱56468件，1945年比1943年减产38%。

五大纱厂生产萎缩可以看出纱布管制的弊病，实行全面管制后，原由纱布管制局统一收购，再分配与各纱厂使用。

仅新丰、豫丰、裕华、申新、沙市五厂每月需量达38000担而局方收工作混乱，再加上运输艰难，每月运不过11000余担，根本无力解决纱厂用问题。

1944年原定收85万担，但年底仅收15万担，不及原计划的15。

因原供应脱节，纱布管制局强令各厂从1945年4月份起，按1944年12月全月产量数减产50%。

沙市厂到年底，连破旧在内仅存500担，剩下4000锭子运转，昼夜仅八小时开机。

豫丰厂被限产后，渝厂月出纱536件，合川厂月出纱986件，到9月在又减产50%的情况下，减开单班，纱锭运转时数也减一半。其总经理束云章惊呼：“水厂真是已到生死关头，面临危机了。”

如今战争结束，各项管控也必然结束，除新丰纺织厂准备出售外，其余四座工厂都打算留在后方。

但对于纺织业，川蜀本地财阀似乎不感兴趣，或许是担忧四大纺织厂的竞争力问题。

所以放出要出售‘重庆新丰纺织厂’后，仅豫丰纺织的总经理束云章（宋仔文亲信）前来洽商，而价格仅肯给20万美金，而且是法币结算、分批支付。

陈光良不是‘缺钱’的主，当即决定拆机器，将所有设备拉到沪市。

如今航道畅通，无非就是多一些运费而已。

在9月3日~5日，重庆举行了隆重的庆祝仪式，而9月3日也是世界反法西斯胜利日。

与此同时，中航在9月奉国民政府命向南京、北平及东南沿海各大城市运送国民政府公务人员和受降人员。

为了尽快抵达沪市和香港，陈氏企业的核心高层们，自然要纷纷选择乘坐飞机前往沪市，部分高层再通过沪市，乘坐班轮前往香港。

所以，9月初旬中航和央航的航班一开通，就有人开始陆续乘坐飞机前往沪市，虽然主要是运输公务人员，但中航毕竟也缺钱，自然不会拒绝高价机票。

而在重庆的家里，陈光良也和严人美讨论如何去沪市的问题。

“这样，你和文杰乘坐一个航班、让文铭跟着张树年他们一个航班，最后我再带着文恺、文胜前往，分三批离开重庆。等9月10日后，再分批离开。”

严人美说道：“要不让文铭和干妈他们一起走，晚点也无事。我和文杰也晚点离开，等你去沪市稳定下来，再发电报通知我们。”

飞机没有那么危险，大概在几千分之一的事故率，好吧，这对于后世来说，这个事故率实在太高了。

陈光良想了想，说道：“嗯，这倒是个办法。”

下一次从沪市到香港，肯定选择海运的方式了，毕竟两三天的时间，还是可以接受的。